整理者按：成立初期的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一度引领新中国“文革”后的出国留学热潮。1978年选拔17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占当年中国政府500名公派留学生的1/3强）；受教育部委托，成立CUSPEA招生委员会和招生办公室，负责该项目的招生和外语培训；研究生院外语系李佩和外教Mary Van de Water联系和推荐的申请国外奖学金留学形式，成为后来全国自费留学的发端。

    朱学渊，研究生院1978级研究生，是当年被国家选拔的170名公费出国留学研究生之一，研究生院早期出国留学工作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他曾撰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创立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一文，较为详细描述了当年研究生院在自费出国留学工作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现将此文（转自《研究生院》校史探幽）刊出，以回顾和纪念我校在出国留学工作方面的辉煌历史。

——档案馆/校史馆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创立和自费出国留学潮的兴起

朱学渊

       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处于百业凋敝的境地。除“两弹一星”激荡人心外，基础科学研究则乏善可陈，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鱼杂交、陈景润的数论猜想或杨乐、张广厚的函数研究等。那时，青年学子把攻读“基本粒子理论”当作了用武之地。

       1978年，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或曰 common sense)；理智的春风开始吹向人间，改革开放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在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招收研究生。

       母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在这时被催生了。也有人叫她“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其实它与迁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没有统属关系，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舍，当时已经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盘。而“研究生院”，还是借北郊“林学院”的旧址开张的。1978年秋天，在那个布满了被遗弃的地震蓬的林学院里，突然涌进了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研究生。这届入学的共有800多名学生，都是由中国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己录取的，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亦有饱学不遇者；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余孽；更有年少无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龄、成份和经历的落差，非但没有助长尊卑、门户之见，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的气息。而导师中又以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他兼收并蓄，招了不少非常有才干的学生，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名下。

       院长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担任，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是 “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曾震动全国；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了霉。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一个面目堂皇、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很得民心；中国科学院里也有一种“团派”的开明空气。当时，“林学院”主楼的一、二两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房子不够用，还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各研究所的几百名同学聚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咬咸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学问，有的针砭时弊。林学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而政治气氛则更为开放。

       那时，中国科学院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都住在友谊宾馆里。这些教习中，不少很有个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其中有个叫白克文的美籍华裔青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又喜欢穿中山装，有时连友谊商店都混不进去，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没事就往农村钻，有一次在颐和园与农民一起打鱼，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紧张兮兮的。有同学问他美国是否很自由，他说“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其社会理念溢于言表。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习”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稍年长，三十五、六岁，学问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气却很坏，容易与人冲撞，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Mary说话很有见地，有愤世嫉俗之意气；明明是个美国人，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她后来做出了一番惊人之举。来自澳大利亚的 Lyndall 女士，那时还是一个纯真、羞涩和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连理。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高，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口语琅琅上口。那时似乎已没有了“里通外国”的担心，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有人还常去老师们的公寓洗热水澡；而老师们也与我们一样，天天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在谈笑风生中，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英文，老师们也了解了中国的国情。

       那时，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组负责人。她是四十年代的进步青年，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回归报效祖国；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国“两弹一星”之父。1968年，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是国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训、学贯中西，是中国科学院里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迎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癔的身影中有著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

       来校开课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谈镐生先生开流体力学，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农打扮，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都很和气。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题说说，行云流水，很是精彩动人。听彭先生课的同学很多，他上台时穿著厚厚的北方老棉袄，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索引，用起来很不方便。黄昆先生那时才50多岁，还很健硕。一天正讲“能带论”，讲台太窄小，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他正色说“umklapp，我要是颗电子，就已经到了那头去了”。当然，不懂固体电子论，是听不懂这句很风趣的笑话的。还记得，那时候吴方城同学的斗争性就很强，带头给邹承鲁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好像是因为考题太难了；邹先生也当仁不让，用非常优美的书法回敬学生一张，劝大家多多留心功课。

       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在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时，全国各校都有慕名要求来听课的，因此不得不发票入座。那时他进出都是坐的“大红旗”轿车，礼遇很高。我们这些人别说“红旗”，就是“伏尔加”也没坐过。后来从美国回国，才尝到了“伏尔加”颠簸起来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红旗”的感觉如何。他每星期要请几位同学与他一起吃午饭，这本该是个“工作午餐”，可是国内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饭席上，李先生很热情地说话，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还记得李先生说过，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前辈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李政道教授（前排右九）与听课的部分学员合影

       据说，中国最初的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学者定下来的。他们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因此，对二战后期到冷战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特别是美国大学会向研究生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的办法，就是周培源先生等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当然，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1978年政府首次外派 50人，1979年增至500人，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美国学府刮目相看。中国科学院也从我们中间选拔了100多名较年轻的同学，在玉泉路办了一个“出国班”。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学生，也就有了两个门户：“林学院的”和“玉泉路的”，两拨子人虽然联系不多，但还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有出国的体会。“玉泉路”的学生在耐心等待“组织安排”，而“林学院”里，除了少数有海外关系，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几个学生外(这就是 CUSPEA交换计划之始)，则都苦于无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0月，Mary Van de Water小姐，竟大胆向几个学生传授了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的门道，结果一试就灵。不出数月，近百名学生获得了美国各大学的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于21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学生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是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学生签证被拒绝了的。

       待到1982年，北大、清华诸校学生亦循此道时，“林学院”里已经人去室空。此风传到上海，已是几年以后，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在做博士后了。这几百个自谋出路的同学，不仅在人数上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之总和，出国后在学业上也大展风采，资格考试轻车熟路，都有傲人的基本功夫，美国各校倍生好感，从此对中国学生大门洞开。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自费”先行者，大多未能进入已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一流名校，这对未来进入门户之见很深的美国学界，遗有若干不良之后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20年多年来，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各国，无惧优胜劣败，立足科技，创业从商。如今世事逆转，当年的“外流人才”，一举领来了国际资本、现代技术和民主思想。

       事隔20年后，一群在北京聚合的曾经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从各地来到美国首都，追寻他们幸运的回忆，渡过了感觉极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们学有所成的身影和岁月造就的霜鬓中，还依稀可辨当年百废待举的林学院中的风发意气。

       良师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专程从英国赶来，与我们共度良宵。她的瘦削身影和鲜明性格，及那口愈见深重的英国口音，依然传送着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奔放热情。她说，我们这群中国人，是她毕生真正的和永恒的朋友。有个同学回忆说，1980年夏天，他在广州火车站送Mary去深圳，Mary小姐随身携带的，竟只是一个装满了求学申请的小箱子。这一夜她留宿在唐一华同学家中，无意中说到，老唐家的客厅比她在英国的居所至少要大三倍。我们这些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的“穷光蛋”，如今的美国“专业人士”们，可真不能忘却一个国际社会工作者，曾经伸给我们的援助之手。

       大家认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是中国思想解放历史上一件不可磨灭的大事，特别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贡献，是值得为之树碑立传的；没有她的努力，这个潮流的到来，可能要推迟数年之久。在热烈的气氛中，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陈祥昆、毛进同、杨晓青、唐一华代表全体与会同学，向Lyndall和Mary女士赠送了纪念状和礼品。

       然而，Mary小姐却揭出了一个“秘密”；当时她向李佩女士提出，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但她又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深谙国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罪”之难当。于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议。几天后，思想开明的彭平先生竟同意了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议。Mary女士回忆，那天彭平先生背操着双手，踱着方步，若有所思地对她们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吧”。于是，在院方领导的默许下，破败的林学院里涌起了不可阻挡的留学潮。与会同学都为这个故事所深深地感动。

李佩（前排右一）和研究生院外籍英文教师Mary Van de Water（前排中）

       无论是破坏传统或重建文明的真实历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个别伟人造就的。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国际社会工作者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研究生院的全体学生的勇气和实践。意气高昂的“研究生院”的800弟子，竟破国门而出，创一代新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推波助澜，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大业，有不没之功。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做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本文略有删节）

（特别致谢：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颜基义教授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