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夏立容，教授，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物理系，同年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调入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参加研究生院的创建工作，历任研究生院办公室副主任、图书馆馆长、人文学院教授。在喜迎40周年校庆之际，国科大于2018年5月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南沙滩4号院采访了夏立容教授。夏立容教授是学校恢复与改革期（1978-2000年）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访谈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现将夏立容教授的访谈稿刊出，与广大师生校友分享。

        访谈稿经李岳坦整理，由王秀全、李莉统稿，最后由高随祥总审稿。另外，感谢离退休管理办公室对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

—— 档案馆/校史馆

夏立容教授访谈实录

        采访者：在当时的体制下，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促使您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到研究生院工作的？

        夏立容：我毕业于辽宁大学物理系。1964年8月底，我到学校听取分配方案，领取通知书，我拿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用通知书”。1977年，我参加中科院在黄山召开的“高能物理”和“天文物理”两个全国性学术交流会。会议期间不仅与钱老（钱三强）再次重逢，还结识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杨振宁听说我是理论物理专业的毕业生，还被保送上硕士，很是惋惜，希望我不要把专业丢掉，有机会最好到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这在我心中第一次点燃了重拾旧业的希望之火。

        1977年，随着邓小平同志正式复出，中央号召“科技人员归队”，想到杨振宁教授鼓励我从事专业研究工作，我决定到中科院去找落脚点。当时，中科院正在北京筹建研究生院，各项工作已经起步，非常需要各方面的人才。1978年3月31日，我完成科技大会宣传任务后，便开始了具体的调离工作。

        采访者：您当时来研究生院报到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夏立容：1978年4月8日，我去中科院研究生院报到，骑着自行车，早上八点多就到了位于三里河的中科院办公楼，可是门上却上了锁。后来，去旁边的中科院教育局打听才知道，研究生院因校舍还没定下来，现在暂时借用林学院的校舍。正要问林学院怎么走的时候，又来了一位同志也要去研究生院报到，他就是屈忠，刚从团中央调来。他说林学院在清华大学东北向，还挺远。他到教育局借了辆自行车，跟我同行。

        我们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林学院，进了大门，右手边一栋四层办公楼前挂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校牌。找到人事处，人事处让我到院办公室等候。我有点莫名其妙，我来当老师，为什么要去院办公室呢？后来，院办公室刘军主任跟我说，一会儿马西林书记要找我谈谈工作问题。

        马书记说，研究生院是中科院在经历十年“文革”后创办的一所“院所结合”的高等学府。现在研究生院的工作刚刚起步，向上要写报告，向下要通情报，我们几位老同志很需要一位像你这样的人来给我们当助手，希望你顾全大局，当教员的事情先搁一搁。当秘书不影响你搞专业，有时间可以跟研究生一起听课，也可以搞专业研究，参加各类学位会议，两不耽误。

        我说，我不是党员，不能任党委秘书，做秘书只负责学校业务建设和学术方面的大事，不管行政方面的事。马书记说就叫“学术秘书”吧。

        正式上班之后了解到，研究生院创始于1977年9月，那时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来，中科院突然下发文件把研究生院的校名定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直到1980年，首届研究生毕业前，中科院发文，研究生院可用两个校名，对内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实行院所结合培养研究生，对外学术交流可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校门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牌子还是我亲手挂上去的。

        采访者：我也在校办公室，也就是以前的院办公室工作过，每年研究生开学典礼的组织，是校办公室的既定工作之一。您1978年在院办公室工作，能介绍一下1978年首届研究生开学典礼的情况？

        夏立容：院办公室负责开学典礼的筹备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草拟领导讲话稿，稿件几经修改，几位领导都对稿件比较满意。再就是拟定了邀请领导名单，大部分都是利用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时的联系手册找到的。院领导看到我们拟定的名单，感觉很满意，希望我们落实。落实的第一步是发请帖，另外为了万无一失，还得一个个打电话邀请。当时的研究生院只有邮电局的一本公用电话册，我只好把当记者时的电话本找出来，一个人一个人的打。从8月25日开始，我每天坐在电话机旁，不停的打电话，一个个邀请，嗓子都疼得说不出话，喝两口水，继续打……。开学典礼那天，被邀请者几乎全部到齐，开学典礼准时开始。

        采访者：能介绍一下您在图书馆工作的一些情况？

        夏立容：1985年，我是院办副主任，组织了第一届教师节的庆祝大会。

       不久，考虑到研究生院基本换成年轻领导了，不需要我当秘书了。基于这种考虑，我向领导申请调离院办公室到物理学部当教员。后来，领导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去工会当主席，另一个选择是去图书馆当馆长。当时我想，去工会基本上意味着去养老，我才45岁，还早了点。那时候，图书馆比较落后，人际关系复杂，管理也不到位。但是我想，它毕竟是业务部门，对高等学校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园地，应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我就选择了图书馆。到了图书馆，为了弥补自己业务上的不足，我就到各个业务组蹲点学习。我首先到业务难度最高的采编组，和他们一起分编书籍，干了两天以后，我不仅熟练掌握，还给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之后又到期刊组、书库和阅览室，很快掌握了图书馆的所有业务。之后，我一手抓图书馆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手抓科学管理以及图书整理工作。图书馆的面貌改变了，全院工作总结时，还被评为先进集体。

        在抓业务建设的同时，我还特别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当时图书馆有21位年轻人，只有1人是图书馆本科专业毕业生，1人是工农兵学员，1人中专毕业，其余18人都是高中毕业。我想，在研究生院工作，起码要有大专学历，否则将来很有被淘汰的可能。于是，我找人事处，让图书馆的年轻人去读“图书情报”大专班，结果，他们都拿到了大专文凭。

        我刚到图书馆时，中科院正在召开一年一度的图书情报工作年会。我到会务组报到，被安排到物理组开会。我进去时，大家正在热烈讨论，研讨创建“中国物理学文献数据库”。这事吸引了我，我的专业知识也许在这可以派上用场了。建立“中国物理学文献数据库”的关键是编制中文物理学主题词表，有了主题词表，才能建立文献数据库。我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找来相关书籍，边干边学。不到一周的功夫，我就懂了“文献数据库”的结构、作用和使用方法，还弄清了什么是“主题词表”及其结构和如何编制。我借了一台打字机，每天晚上都加班题写主题词，几乎都到夜里12点左右，用了两个月时间，基本完成。暑假，物理学情报网主题词表研制组在绍兴开会，会上大伙争论不休。最后，会议讨论决定在我的发言稿基础上加以完善，形成正式的主题词编制规则手册。后来，我们研制的《主题词表》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物理文献数据库》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我本人先后在《高校图书馆》及《图书情报工作》等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并且先后被聘为北京高校图书馆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会理事、信息熵与交叉学科研究会理事等职。

1982年10月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情报网主要负责人在绍兴会议上的合影（左一为夏立容教授）

1997年第六届全国熵与交叉科学研讨会代表合影（第二排中间女士为夏立容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