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

马先一教授访谈实录

日期:2018-06-14 档案馆/校史馆 1668

       整理者按:马先一,教授,浙江嵊县人,196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工作,长期投身中国科学院教育管理事业,历任中国科学院干部局科员,人事教育局副处长、处长,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中国科学院分校校长,中国科学院职工科技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是中国科学院教育史上诸多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曾为中国科学院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2018年,学校喜迎40周年校庆之际,马先一教授(以下尊称“马教授”)虽身患重病,亦主动向学校离退休管理办公室和校友会提出要求,愿意接受校史馆和党委宣传部采访,为学校校庆和校史馆建设贡献最后的力量。校史馆和党委宣传部于2018年5月8日在海淀区万柳中路就学校相关历史问题和马教授个人经历采访了马教授。

       在访谈稿件整理之际,惊悉马教授扶杖西行的消息,令采访者感慨万千。皆因学校40周年校庆校史馆建设,采访者有幸与马教授谋面,但未曾想是与马教授第一次也是人生最后一次谋面。回想起来,马教授临行前表示不再对采访稿进行审核,已是在向采访者做的最后嘱托;回想起来,马教授将最后的手稿捐给学校,是向学校做最后的告别;马教授捐献出学校30周年校庆颁发给他的突出贡献奖奖牌,也是对学校40周年校庆的美好期望和祝愿。

       马教授的讲话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科学院的教育历史和学校部分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将马教授的采访稿件刊出,以示悼念。马先一教授千古!

       尊从马教授意愿,不再对稿件进行审核,但因整理者水平有限,所整理稿件或未能完全反映马教授所陈述的历史事实,且随着马教授驾鹤西去,已无法做进一步考证,请熟知历史的校友,予以纠正,以示对逝者的敬重!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熊卫民教授对稿件进行审查,并对所涉及部分人物信息和历史事实予以更正!

       访谈稿经李岳坦、于乐乐、李翀整理,由王秀全、李莉统稿,最后由高随祥总审稿。另外,感谢离退休管理办公室、校友会对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

——档案馆/校史馆

 

马先一教授访谈实录

 

马先一教授(5月8日采访时拍摄)

 

        采访者:马教授,您好!听说您最近的身体状况相比以往有所欠佳,没想到您还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令我们非常感动!感谢您对学校的关心,也感谢您对校史馆建设工作的支持!您长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您的个人工作经历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科学院的教育发展历史。首先,能介绍一下您的个人工作经历?

       马先一:我1958年入中国科技大学上学,是第一届学生,但是我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一年,所以1964年才毕业。我老是跟同学说,我是从玉泉路转了一圈又回到玉泉路。1964年,当时的科学院副秘书长郁文和干部培养处处长对我在学校的表现、履历各方面比较清楚,把我要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局干部培养处工作。当时的科学院干部局分三个处,党政干部管理处、科技干部管理处和干部培养处;干部培养处分为三组,研究生组、职工教育组和留学生组。我在研究生组工作,从1964年就开始接触研究生。1984年又到中国科技大学,后来跟管理干部学院合并,又工作了十六年,所以我三十六年一直在教育这个圈子里,没有离开。

       采访者:您刚才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局干部培养处研究生组工作,较早接触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可否介绍一下中国科学院早期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以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的一些情况?

       马先一:中国科学院最早开始招收研究生是在1955年,由钱三强带着一班教学人员去苏联访问,考察苏联的研究生制度。回来以后,科学院就成立了研究生委员会,专门负责筹备研究生招生的事,所以科学院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招生是在1955年。后来,由于反右等运动,招生停止,直到1960年才恢复招收研究生。1962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拟定和出台了一个研究生管理工作细则,把研究生组织管理方面一些具体的内容进行了重新调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又停止了,并且在校的研究生都到天津69军的农场下放锻炼了,一年以后才回来。

       科学院的研究生,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归教育部管,归科学院自己管。教育部系统的研究生是三年制,科学院系统的研究生是四年制。科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就是副博士,分配工作后工资比教育部系统的三年制研究生高一截。这是因为当时的研究生招生是科学院先招,科学院录取完了教育部再录取,优秀的毕业生都到科学院来了,学制又比教育部多一年,所以毕业以后工资就高一截。

       采访者:早期的研究生在哪上课?

       马先一:1962年后,研究生在中关村的计算所上课。当年计算所有幢新建的南楼,东侧有两层的板房。研究生上课在南楼,外地研究生住宿也在南楼,教师办公在板房。现在南楼和板房都没有了,都拆了。

       采访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称最早是在什么时间出现的?

       马先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这个名字、这个牌子最早出现是在1964年。最初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的外语课、基础课等课程的开设,是由中国科技大学中关村分部来承办。研究生教育管理部也是科学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中关村分部来筹办。当时中关村分部对外称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那么研究生教育的工作以什么名义开展呢?后来他们想了一招,就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但是没有经过批准,是他们自己挂的牌子。当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外语教研室主任是李佩老师,她原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外语教师,后来她就主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教育,里面的管理人员还有孟广滨、徐芳玉、邹彦,这些人,我听说都不在了……

       采访者:1978年的研究生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立的,研究院的创立以及恢复研究生招收的过程是怎样的?

       马先一:1978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科学院的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有待提高,技术人员奇缺,管理守旧。为贯彻落实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精神,科学院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问题,决定在北京办三所大学,研究生院是其中之一。

        最早,研究生院是中国科学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筹办的,是一个独立建制的学校。后来挂两块牌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再后来变成一块牌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最初,张立秉等一些老师开始在北京筹办研究生院。当年,中国科技大学派党委副书记马西林,还有党办主任王玉民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北京研究生院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任研究生院院长。

       再回到研究生工作,研究生院成立之前,中国科技大学开过两次工作会议。第一次是在1977年7月18号到23号,各系的主任、总支书记和著名教授都来了,有30多个人,后来才知道这次会议是为邓小平准备主持召开的全国科教座谈会准备策略,全国科教座谈会的召开是在1977年8月4号到8号;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是在1977年8月3号到6号,中国科技大学(科大)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都来了,主要是商量、研究怎么贯彻落实全国科教座谈会精神。

       当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已经生病住院了。他听说科大、科学院组织召开了工作会议,跟他的秘书王庭芳说要见见大家。后来,科大联系了北京饭店的接待厅,郭沫若校长就跟科大会议的代表一起留影,这是郭老生前最后一张照片,也是郭老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两次科大工作会议,形成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恢复研究生制度,一个是办好科技大学,其中就包含筹建研究生院。后来,两份文件经科学院党组签发后,呈报给党中央,党中央都批了。这两个重要文件,全是红头文件,科学院教育处转换成教育局的过程中,保存在我个人这里,没有什么人见过。上次学校筹备校庆,我已经将两份文件交给学校,现在校史馆保存的有价值的历史文件,包括照片,很多都是我提供的。

       这两个文件被批复回来,其中包含对中国科学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创办研究生院的批准,当年即启用研究生院印章,并开始试招研究生。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很着急,1977年就开始试招,招生办法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推荐就是要有2到3名研究员推荐,考试主要考外语,由严济慈、钱三强和叶笃正亲自面试。当年录取173人,其中包括社会科学院和水利水电科学院,因为最早它们都是科学院的一部分,是从科学院分出去的。咱们科学院的白春礼院长,就是当年的试招研究生之一。

       当时,对科学院研究生要不要纳入教育部系统,科学院内部是有争议的。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认为教育部系统研究生是面向教育系统的,而科学院的研究生主要是面向研究系统,中国科学院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基础理论更扎实、实验技术更熟练、外语水平更高,所以主张研究生由我们自己培养。但是,科学院的领导认为应该纳入教育部系统,跟教育部一起统一招生。所以,1978年以后科学院的研究生,便纳入到教育部系统。

       等到1978年,1977年招收的研究生与1978年招收的研究生一起开学、一起开课。但是,那时我一直主张,科学院恢复研究生招收是在1977年。

       采访者:对于玉泉路校区的历史,您有所了解吗?

       马先一:文化大革命,高等院校都外迁了。后来,其他高校都陆续搬回来了,唯有中国科技大学没有搬回来。后来我分析原因,一是当年铁道兵和工程兵看中了玉泉路的房子,所以搬迁的时候铁道兵把铁路修到科大帮忙搬迁,连化学实验室的水泥墩都搬上火车,实验设备、桌椅板凳全搬空了,其他学校人虽然走了,但实验室、教育设备还在,回来马上就可以开课,但科大回到北京都是空的,没什么基础了;二是科学大会以后,国家要发展高能加速器,当时按照科学家的意见是建到郊外去,但方毅坚持建到玉泉路,占用科大的房子。

       当时,科大的北边,现在高能所的一部分被铁道兵占用;南边被工程兵和海军占用。后来,科学院要在南边成立研究生院,就跟海军协商,海军很快撤离了,工程兵也很快撤离了。最初,研究生院在科学院机关筹备,等海军和工程兵撤离了,研究生院就在玉泉路开学。

       当年,我是最积极要把科大搬回来的,甚至我跟王玉民鼓动了77位著名科学家联合签名给中央写信,要求把科大搬回来,但是方毅要把科大老校区给高能所,所以这封信压在方毅那里,没有送到总理那里。

       采访者:您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的领导,在学校现在的雁栖湖校区工作多年,对于雁栖湖校区,您有什么值得讲述的故事吗?

       马先一:以前我在管理干部学院工作,负责科研、基建、规划。关于雁栖湖校区,有一张地形图,这张地形图是我在1993年找北京规划局帮忙做的,把中国科学院当年的火箭基地都圈在里边了。关于这个火箭基地,我听说当年是张劲夫、聂荣臻和万里三人坐直升飞机在怀柔转,转完后说火箭基地就建在这。转这一圈不得了,30000亩。现在的怀柔,东到坟头村东边的龙各庄,西到板鸭场,板鸭场被拆掉了,拆迁以后变成雁栖湖的一部分了,北面、西面到山头,都是我们科学院的,后来我们保留了5000亩。

马先一教授1993年找北京规划局帮忙绘制的雁栖湖校区地形图

 

       采访者:您还有其他一些工作经历或个人经历愿意与我们分享吗?

       马先一:1969年,科学院五七干校是在湖北潜江,科委的五七干校是在河南确山,科协的五七干校是在河南的漯河,那是三科,后来三科合一,把五七干校撤并变成确山五七干校。后来确山五七干校,1975年发了一场大水,两个小时之内,把房顶都没掉了,倾盆大雨下了三天三夜,那真是,脸盆拿出去,拿回来就是满的。

       那时候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75年8月初,五七干校校长是宋政,当过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轮训的干部和办校人员二百多人,大水来了,我们带领大家上了山,周边村庄淹死的人很多。听说那一场大水,报道说死了八万人,实际上是十二万人。

       当时的情况相当惨烈啊,当水下去以后,我们每个人发一瓶白酒,埋尸体。我与宋政把学员带上山,水都齐腰了,(学员)都非常安全。其中有一个班呢,因为在农村撤退,联系不上。第二天,我们就卸下来一块门板,拿了个竹竿子,沿着洪水去找他们。划了两个多小时水,那时候夏天,穿着裤衩、背心,我还不会游泳,万一掉下去那就……找到他们了,他们在山顶,也上山了,很安全。那么回来怎么回来呀,我说还划着门板回去吧,他们说老马你不能冒这个险,万一掉下去就完了。后来我就走了二十里山路回去。到山上以后,咱们部队,南京军区、武汉军区部队空投饼干、烙饼,我们就在山头里面喊“毛主席万岁”什么的。

       回到北京以后,那时候国家有救济款、救济费,我们都没要,都交回地方了。后来,院离退休干部局有个杂志叫《科苑金秋》写了这件事,叫我审稿。我审稿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去掉了,凡是有马先一的地方我都划掉了改成“宋政等”。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名字去掉呢,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宋政走了,突出宋政,也是对他的一个纪念。最后他们尊重我的意见,按照我的意思刊登。

       采访者:特别感谢您今天跟我们讲了很多历史,令我们受益匪浅,在采访结束前,我们祝您早日康复,身体健康!不知您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马先一:我这一生啊,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我说怎么什么事情都让我碰到。我2000年退休,退休之后学校找我当离退办的总支副书记。学校那么多离退休领导,比我有水平、比我能力强、比我身体好的都有,他们说“你啊比较特殊。为什么呢,因为教育上的一些事情你都经历了,研究生院筹备的时候,最早从科大选调人,是你主办的,管理干部学院你熟悉,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你当过院长,所以离退休的人啊,基本上你都认识,你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你,所以你是最合适的人。”我说既然你们这么说了,那我就接受吧。我跟我的老同学讲这件事,他说老马你都将近八十来岁的人了,你还在折腾什么呀,我说我命苦(笑)。经历了太多事情,最后退休了可以享清福了,组织上叫我干这个,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所以这事我没办法拒绝。

       我性格脾气有点像我远房的爷爷马寅初。我1958年到北京上大学,礼拜天我就到他家去。他问了我很多老家的情况,也跟我说了好多的话。但是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两句话,一句是“做人要硬气”,按照土话呢,“做人要囊气”(浙江方言),这个“囊气”的意思就是做人要硬气,就是要有骨气。第二句话是“要讲真话”。这两句话是我一生的座右铭。你看,我遇上什么事情、碰到什么问题,都有自己的主见,不要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要有点骨气,要爱国。我现在退休了,但是经常有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学来看我,我说我已经退了,你们还都来看我。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你老马,敢讲真话,不怕得罪人的话,因为你是正确的,你就讲出来,不怕影响自己,我们都敬佩你!

       当年有一位中央领导曾经问我,“马先一,你热爱教育吗?”我说,“热爱!我已经干了一辈子了。”后来他儿子跟我说,“老马,如果你想挪动一下,我老爸就给你挪动了,因为你在工作各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保护了老干部。”

       1976年,“四人帮”把胡耀邦、李昌拉到大连去批斗。那时候我是记录者,我在材料中写道,“有些与会的人认为胡耀邦身体不好,把这样的老同志拉来拉去批斗,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有人询问“这是谁说的,这是要追究的,是你说的吗?”我说,“我是记录的。”其实并没有人敢这么说。1976年在大连,没有人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我把我的想法通过记录整理讲话的方式反映出来。他又问哪个省的领导说的,我说不认识。这事情就算不了了之了。我认识胡耀邦,就是从那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