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

对我院60年来教育工作的历史回顾

日期:2018-06-25 档案馆/校史馆 842

        整理者按:为迎接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回顾历史,及时总结中国科学院教育工作的经验、展示中国科学院教育工作的历史与贡献,中国科学院曾编撰了《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并于2009年60周年院庆之际正式出版。《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编撰过程中,由院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工作者组成的编撰组,于2008年采访了罗伟、马先一、王汉石、石庭俊、苏汉武、余翔林、任知恕等几位曾长期在中国科学院教育管理战线工作的人事教育局老领导。几位老领导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回顾了中国科学院不同阶段的教育历史。国科大40周年校庆之际,校史馆节选几位老领导讲话中关于研究生教育相关内容,供广大师生校友在校史学习和研究中参考。

——档案馆/校史馆

对我院60年来教育工作的历史回顾

——有关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内容的节选

 

       (一)罗伟

       研究生教育的开端与指导思想

       访:1955年以前,科学院是否有研究所培养研究生?1951年6月11日,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发出了一个《1951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当年,科学院是否招收了研究生?

       罗:没有。1951年6月11日,科学院与教育部确实联合发出了《1951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但当时科学院没有招研究生,而是招了大学毕业生,到科学院来做研究实习员。中国科学院正规的培养中高级科学人才,是从1955年或1956年开始。1955年8月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

在此之后,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经过了许多曲折。我认为,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史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新中国培养正规科学人才的历史。我后来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当时教育部没有通过政务院来搞一个在全国培养研究生的条例,而是由科学院来单独搞这件事?后来教育部对这件事情是有点耿耿于怀的。

       访:1955年前后,科学院与高教部是否讨论过研究生的问题?

       罗:当年,科学院是同时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与学位条例的。袁天钧是主要参与者。你们找没找他?我问了他。他说不太清楚。那时,我来科学院不到一年,对这件事不太清楚。当时,教育部有研究生,但它主要是从培养师资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不是从学位的要求,也不是主要从培养科学人才的角度来考虑的。教育部的研究生多为两年制。现在我们对当时研究生的选拔考试还不大清楚。这是科学院开的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是科学院带头首先恢复了研究生教育。当时有两个报告,一个是招研究实习员的,另一个是招专业研究生的。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是科学院带了个头。如果当年科学院没带这个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家研究生的培养,可能还要拖好几年。

       在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思想上,当时科学院跟教育部有些不统一。这包括一定要通过考试来选拔。这样,两者之间就有矛盾。1960年和1961年,科学院依照教育部的计划,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了一批人分配到各研究所做研究生。在1962年2月的广州会议上,许多科学家对这两年的研究生质量以及分配办法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改进。但当年要改为公开招考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由招生单位提出招生计划,在指定的一、二所高校的有关科系中公布,由学生自由选择、自愿报名,学校从中按每个招生名额推荐2-3名应届毕业生报考。后来高等学校又强调要具体培养。此外,教育部实际上包括招生都不是用导师个人名义,而是以教研室来招生。一直到最近,有些学校还提出来不要写论文。这样,研究生怎么培养呢?我想科学院在研究生的培养上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马先一(1964-1984年在院干部局、人事局、教育局任职,从事研究生和院校工作):

       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大事件,主要包括:

       第一,颁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开始招收研究生。1954年,钱三强等同志访问苏时,考察了苏联的研究生教育。考察回国后,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成立研究生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由副院长竺可桢任主席。7月29日,院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1955年8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生工作条例,《条例》对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待遇与工作分配等做了明确规定。

       1955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开始单独招收研究生,由吴有训副院长任招生委员会主任。

       1956年,教育部系统开始有研究生工作条例,此后,国家有两个研究生系列同时运行,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研究生系列,学制4年,毕业后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工作后工资比教育部系统的同期研究生高一级;一个是教育部系统的研究生系列,学制2-3年。两个系列每年分列计划,单独招生。

       第二,制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管理工作细则》。1962年上半年,为了加强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国科学院对《研究生暂行条例》做了修改 ,制订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管理工作细则》,内容比《研究生暂行条例》更具体、更实用。同年,中国科学院招生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工作委员会”,主任仍由吴有训副院长担任。

       第三,设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教学和管理部。1963年,根据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的建议,中科院干部局与中国科技大学商量,拟请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关村分部设立研究生教学和管理部,负责中科院研究生的公共基础课教学和前期生活、学籍、政治思想工作管理。1963年下半年,开始研究生外语、哲学等教学。1964年,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但行政仍属中国科技大学中关村分部代管。当时,有研究生近200名,其中还有少量外地研究所的研究生。按照当时设想,经过若干年过渡后再独立建校。

       第四,1966停止招收研究生,研究生工作被中断。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生工作被视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走白专道路受到批判,从此停止招收研究生,所有在学研究生全部被下放到天津、山西两地部队农场劳动,一年后重新分配工作。直至1977年,研究生工作一度被废止。

       第五,起草“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代拟稿)。1973年底,小平同志复出,协助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1974年,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周荣鑫同志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武汝阳同志来京,以中科院名义委托中国科技大学起草“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请示”(代拟稿)。这个代拟稿提出:希望中央批准中国科技大学恢复高考、直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择优录取新生、本科恢复五年制等七个问题。这个报告后来成为1976年“四人帮”批判小平同志、周荣鑫同志在教育战线刮右倾翻案风的所谓主要罪证。

       第六,形成“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初稿)。1977年,小平同志再次复出,主抓科技教育。1977年7月18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由党组副书记郁文同志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有几个事关全局的议题: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校长制等等。会议最后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形成“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初稿),经由中国科技大学修改定稿后上报中科院。

       第七,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招收研究生和筹建研究生院的报告。1977年8月5日至13日,中国科学院在京再次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根据8月8日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讲话精神,9月5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呈交“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七条办法。报告中提出在北京设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暂定规模一千人。9月上旬,中央批准了中国科学院报送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个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求报告”。国家决定在科学院所属的66个研究所和四所大学恢复研究生制度。

       第八,开始招收研究生。1977年9月下旬,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严济慈副院长为组长,钱三强、叶笃正两位副院长为成员的三人领导小组,领导部署试招1977届研究生工作。招生办公室设在人事局教育处,由我兼任主任,开始试招研究生。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由2-3名著名科学家推荐,经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择优录取。1977年,中科院共录取了近200名研究生,其中包括双重领导单位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少量研究生。1978年3月1日首届研究生开学上课。

       1977年11月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发文,通知招收1978届研究生。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了由严济慈、钱三强、贝时璋、王应睐、王大珩、钱人元、吴文俊、朱洪元、叶笃正、黄昆等领导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严济慈副院长任委员会主任,着手领导和部署1978年研究生的招生工作。1978年中科院共招收研究生1015人,其中130名专攻外国语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中国科技大学另单独招收研究生107人,其中选派出国留学生25人。

       第九,筹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任命严济慈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1977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中国科技大学主持工作的武汝扬副校长,指派杨秀清、战纪科、张立秉等同志到京,选调人员,安排行政后勤等工作。11月9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印章正式启用。12月19日,中国科学院批复同意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1978年3月1日,研究生院在北京正式成立,严济慈任院长,马西林任党的领导小组组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研究生院。

       第十,中国科学院同意研究生院同时挂两块牌子。1982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同意研究生院同时挂两块牌子: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科学院从建院开始,就以“出成果、出人才”为己任,建院初期机关编制中就有“干部培养局”。建院60年来,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几万名高级科技人才,远的不说,现职的就包括白春礼、牛文元、丁仲礼、江绵恒、陈至立、张瑞敏等。

       (三)王汉石

       以前我在工厂,1974年中国科学院科技学校恢复时才调过来。当时“批林批孔”,批了周荣鑫,还说在通县办学(科技学校设在通县)是“修正主义”,于是这个学校没能办完。然后我被调到人事局。1977年我院恢复研究生制度时,当时的人事局局长洛风找我谈话,让我抓研究生招生工作,我就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1993年,每年都要编科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博士生招多少、硕士生招多少,出国留学生招多少,等等。

       科学院的领导一直都很重视研究生招生工作。拿严济慈副院长(1978-1985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来说,当时我们每录取一个研究生他都要亲自过目,并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有的学生政治成绩差一点,但总成绩合格,数学、化学或其他某门学科的成绩非常突出,他主张把这样的学生作为特殊人才破格录取。再如,孙鸿烈副院长曾亲自参加我们的招生咨询会议,并给报考的学生讲一些学科方面的知识——我这次带的照片摄有当时的场景。

       科学院还是比较能吸引学生的。科学院的科研经费相对较多,能在国家规定的研究生待遇之外,给他们增加一点补助,这使得科学院研究生的待遇比高校要略高一点。科学院的政策也比较宽松。举个例子,当时很多留学人员,出国之后不回来,有的部门采用扣其家人工资等控制措施,我们科学院则明确规定留学生来去自由,只是不保留其职位——不能再占科学院的编制,是不是?这个政策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值得在历史上记一笔。由于待遇较好、政策宽松等原因,报考科学院研究生的人很多。我们招生时挑选的余地也就比较大,录取分数线也比高等院校的略高。

       在招研究生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问题,我印象较深的是科学院跟国家教委的关系一度不是特别融洽。刚开始几年,我们恢复招生(1977年),它跟着恢复(1978年),我们提出两家一起来招,两家关系处理得还不错。随着研究生的招收数量的增加,两家出现了一些分歧。按规定,科学院的招生计划要由国家教委学位办公室来批,可国家教委个别领导认为,招生培养人才是高校的事,科学院不应该招,至少不应该招太多的研究生,这导致科学院的招生规模受到限制,增加速度不及国家教委系统的快。这个问题直到李岚清主管科学教育后才得以解决。

       这些年来,我们研究生院还是培养了不少人才的,包括白春礼副院长和现任国家气象局局长郑国光等都是科学院的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作毕业论文时,有一些人的学位英语还排不上学。针对这个问题,我举办了10年的研究生英语培训班,学生有的来自科学院,有的来自国防科工委,有的来自气象局,也有从新疆、成都慕名前来的。

     (四)余翔林(1998—2001年任院教育局局长):

       关于20世纪80年代前科学院的教育史,我认为大概有这样几件事值得记载:一件是1951年6月11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出《1951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第17次会议通过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1977年9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率先在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计划;197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后面还可以追溯一点,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后,于1983年在人民大会堂首次授予18人博士学位 。其中,中国科学院培养11人(有6人来自中国科技大学),占首次授予学位人数的61%。

       为什么首次授予博士学位这件事这么重要呢?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最初制度设计,可追溯到1912年蔡元培当首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时颁布的《大学令》。《大学令》对于大学中设立的“大学院”招收大学毕业生从事科学研究和授予学位有所规定。但到1935年,我国才制定第一个《学位授予法》。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没有授予博士学位,而只授予200多个硕士学位。所以我国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是在1983年5月。这段历史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但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个就是,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建院的历史究竟怎么算?中华世纪坛的石刻上记载: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第一所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这说明,他们不尊重历史。另外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自己看1977年前科学院这段研究生教育史的时候,总爱讲中国科学院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先河,或引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事实上,这里有个误解。“引领”、“开先河”,或说我们是“先行者”等各个版本,都不够准确。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尊重历史。

       为什么不恰当呢?我查了很多有关的文件,在这里可以讲一下。1950年8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暂行规定》,规定大学可以设立研究部,成为培养研究生的组织机构。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颁发了一份文件,即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份文件指出了建国后延用旧学制的缺点,规定研究生的培养由高等院校的研究部承担。而且,这份文件还规定:“大学以及专门学院可附设研究部,修业年限为两年以上,招收大学和专门学院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与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研究机构配合培养高等院校的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这份文件对于我国当时的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管理体制、招生条件、修业年限都作出了说明,确立了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地位。

       1953年11月27日,高教部颁布了《高等院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这个草案是国家法定性文件,确定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制度。草案包括了教育的各个环节,如对招生、课程、研究、考试、答辩、导师、修业年限、管理、毕业证书的发放、分配等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1955年8月,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规定科学院培养的是4年制的研究生,而不称副博士。关于是称副博士,还是称4年制研究生,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讨论。其实,科学院的4年制研究生,相当于苏联的副博士。在文革前,我国对于学位制度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没有正式出台学位条例,所以就没有《学位授予法》。我国的《学位条例》及《学位条例实施办法》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于1981年颁布实施的。

       1955年中国科学院正式开始招收研究生,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表述上,应该说科学院和大学共同开创了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先河,而不仅仅是中国科学院一家。我觉得这个关系特别重要,这涉及到我们尊重历史的问题,涉及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涉及到我们跟友邻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之上。我们自己不要把话讲过,不能说只有我们是第一,因为很多是并行的。作为研究机构,我们能在教育上跨出这一步,应该是很了不起的。这样,我们能更加客观、冷静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成立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以后的对外名称问题。1982年5月,中国科学院党组批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可以同时使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称,以便对外交流。当时科学院党组没有正式下文,只有会议纪要,但这件事还是很重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是完全独立的法人单位,跟中国科技大学的管理体制、领导机构、经费编制、人事党务等都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当时要成立研究生院,就必须是在大学以内,没有别的路可走。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以后,2000年12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更名的形式正式成立。关于这件事,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石廷俊:我们科学院不应该去培养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研究生一来就开始工作。)

       老石(石庭俊)说科学院应该扩大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我是赞成的。但实际操作起来不一定行。我在院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原来也想扩大博士的招生,但后来一想还是不行,最后调整到1比1的比例。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博士生生源不能得到保证。如果我们只招收博士生,那么我们的生源就只能主要依赖于各个大学。这样,我们的生源的质量就更差。现在的情况是博士不如硕士,硕士不如本科。所以为了我们博士生的生源优异的话,我们必须保持适当数量的硕士生生源的比例。第二,我们有些专业培养硕士就够了,但不一定需要培养博士。我觉得硕博连读是个好办法。

       在这里,我补充一点科学院的教育经费和招生的情况。从1977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到整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后期,科学院一直存在经费问题和招生指标的困难。这属于体制性的困难。那时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限制科学院扩大招生指标。我们每一次争取招生指标,都要跑到教育部,跑到国家教委。并且,还由院领导出面,由院士联名写信。老石(石庭俊)都清楚这些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教育部当时有它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概念。那就是:国内研究机构的研究生培养,仅用于自身人才的补充,向国家和社会输送研究生是教育部门的事。这是它的政策。它支持你,只是为了补充你自己的一些人才,用不着你向国家输送人才。换句话说,教育部把教育和科研完全割裂开来,从而不能调动科研部门的大量科研人员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积极性。这是它本身思想的狭隘性。国家扩招以后,我们的指标大大扩展。1998年我刚调到科学院工作的时候,每年招生指标大概是5000人左右。现在每年招生11000人至12000人,所以招生指标的问题已经解决。

       不过,经费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教育部所属院校的研究生的招生分为两块,一块是计划指标,另一块是规模指标。计划指标就是国家拿钱。例如,一个硕士8000元,一个博士11000元,等等。规模指标是在计划外多招的,国家不给钱。如果你招的话,自己承担经费。科学院所有的招生指标,虽然都是教育部批准的,但都列入规模指标的范围。也就是说,教育部一分钱不给。这样,科学院只能从科研经费或事业经费来出这笔钱。知识创新工程开始以后,那时是李志刚在计划局做副局长的时候,科学院在创新经费中争取到一部分研究生经费。第一次是1999年,争取到7000万,主要用于补助硕士研究生。从此之后,科学院的研究生经费陆续增加,在知识创新工程20%的人头费之内来开支。各个所里的研究生经费,由导师支付一部分。经费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关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史的分期,我赞成把1977年之前和1977年之后做大的历史划分。如果要分得更细的话,还可以把1977年之后分为两个阶段。从中国科学院建院到1977年这段时间叫初创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的很多大的事情梳理并记录下来;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起到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叫恢复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很重要,因为我国学位制度恢复以后,科学院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于我们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影响很大;第三阶段,是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至今,叫做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变化很大,包括体制、数量、质量等各个方面。初创阶段大约30年,后两个阶段也大约30年。我建议把每个阶段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举措、重大事情等梳理清楚,并作为结点,然后再扩展。

     (五)石庭俊(1990-1998年任院教育局副局长):

       研究生教育在科学院还是相当重要的。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初创时期,即1955年至1965年。1955年8月5号,国务院第17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建立了培养研究生的制度。在这个时期,我院有将近81个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占全国招生单位的34.6%;招收研究生1518名,占全国招收总数10%左右。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就,一是明确了研究生培养的意义,即研究生培养是科学研究、科学发展方面的重要措施,二是建立了培养制度,三是确立了培养标准、条件和质量,四是在北京筹建了研究生院。

       第二个阶段是停滞时期,即1966-1977年(文革时期)。这个时期研究生制度受到了很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恢复培养、发展时期,即1978年以来。1977年9月10日,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并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1月3日教育部和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把科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纳入到全国统一的工作中;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公布以后,中国科学院率先培养博士研究生;以上是恢复培养的时期。此后进入研究生教育的稳步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里,科学院的研究生招生数达1529位,占全国招生人数的14.3%,占理科招生人数的22.8%,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院的理科培养能力很强。1981年,科学院率先招收博士研究生107人,占全国招生人数的25.4%,(余翔林局长补充:理科能力很强,到现在仍如此,中国1/3的理学博士是中国科学院培养的。) 到1984年,科学院招生总数博士研究生大约占全国的一半。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三次审批,科学院的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共计有84个,占全国的26.6%,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14个,占全国授予单位的17.5%,所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全国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关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我有如下的看法。从地位来说,一个是我们的学科很齐全,另一个是我们的规模很大。我们理学学科覆盖了所有的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占全国的76.8%以上,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占全国的75.5%,工学覆盖了2/3,博士后流动站有98个。我们的导师力量也比较强,博士生导师当时需要全国学位委员会审批,在我管理的1990-91年,很多单位的博士生导师审批还没有开始,科学院就提出了确定副博士导师制度,这个是值得书一笔的。在全国学位委员会审批时,我们的博士生导师有628人,占全国理工科博士生导师的27.7%,理学博士生导师532个人,占全国理学博士导师的48.8%,即理学博士导师占全国的约一半。在规模方面,我们1955年到1965年培养了1000多名的研究生,1978到1996年培养了27276硕士,9400多博士。到1998年入学,在学研究生总共11025人,硕士6097人,博士4928人。从研究生培养在科研的作用来看,由于我们科学院是江泽民批的“三个基地”,其一就是高级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明确了科学院研究生培养的地位。正如刚才所说,以前教育部认为科学院只需要培养自己需要的研究生,研究生培养是教育部的事,使我们在数量上受了很大的限制。“三个基地”之后,我们要扩招,理由就比较充分了,因为我们是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在开放流动的科研体制中,研究生是一个很大的流动队伍,所以现在做科研,大部分导师手底都有一批研究生。那时候我统计了一下,在开放实验室里(主要是流动人员)固定的研究人员、客座研究人员、研究生人数大概是1:1:1。所以研究生作用很大,科研成果很大一部分都是研究生做出来的,发表论文,研究生也做了很多,可以说是一支生力军。

       关于研究生培养中的问题,我觉得科学院不应该去培养大量的硕士生,应该大量培养博士生。这一是因为招生的问题,二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当时(1990-91年的时候)我们的招生有一个问题,总得来说硕士研究生招生我们竞争不过高校,因为好学生首先推荐到自己单位。所以,招生整体上来说是好的,但是在整体上不是一流的学生。另外考虑导师需要后备的力量,所以在1990-1991年我们提出要发挥我们院在博士生培养方面的优势,逐步调整硕士和博士培养的比例,即减少硕士招生,增加博士招生,条件好的研究所要逐步转向以博士培养为主的轨道。还提倡硕博连读,如果分开,则弊病还是不小的。到1998年的时候,博士跟硕士还差一千人左右,没有到1:1。所以说今后要加大博士生招生和培养的力度。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说,博士生和硕士生差距很大,硕士研究生进来还要带、教,而博士一来就可以开展工作了。

     (六)苏汉武(1982-2001年在院教育局工作,分管在职教育等):

       研究生教育从分期来讲,大体上我个人认为是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以1977年分期。前30年,不管是研究生教育,还是其它方面工作,实际上建国初期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文革”又造成很多瘫痪,当时“闹而优则仕”,前三十年教育总体上来说情况不太好。后30年,大概分可以“创新”前和1998年“创新”后。“创新”前有二十年的时间,1978年到98年,这二十年研究生教育、包括其他教育都有很大发展。“创新”后这十年确实不一样了,包括研究生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教育有质的飞跃,各所面貌都变了。研究生教育搞了二十年,到“创新”基本规矩已经成了,再加上1998年研究生院的建成,三联合四统一,等等,研究生教育从质量到数量都有大的变化。我认为,科学院走了60年,靠什么支撑?当然靠人,如在座的;另一个就是靠好的体制和规定,能够通过招收研究生,通过研究生做工作,使科学院比10年、20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教育史在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个人认为,重点肯定是后30年的历史,因为以前说不清,1965-78年属于停滞时期,只有这个小组那个小组、革委会,机构不健全,也没有规范文件,当然建国初期可能稍微好一点。因此中国科学院教育史应该主要是1978年以后,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别忘了继续教育、出国留学等之事,属于在职教育的范围,值得浓墨重彩书一笔。

     (七)任知恕(1982~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局长)

       科学院最初只接受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实习员,而且数量很少。当时研究室的人员大致是有比例的,我们人事部门提出,高、中、低职称人员的指导比例为1:2:5,即1个科学家带2个助手,下面再配5个研究实习员。虽未实行导师制,但研究室主要的科学家实际即室内研究实习员的导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和工作关系有时并不融洽。这主要是因为分配进来的研究实习员并不一定适合做研究,能做研究的又未必喜欢某位老师的课题。虽然他们到研究所之后还可以作一些微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从一个研究室转到另一个研究室——但学生和导师之间基本上未经相互挑选,有点像包办婚姻。

       考虑到研究实习员制度所存在的这些毛病,1956年后,科学院开始招考研究生。他们有研究兴趣,报考之前对导师已有所了解,受到的基础训练也比较扎实,从长远看,其发展潜力应当比研究实习员的要大。有两种研究生,一种是在社会上招考的,后来还有在职研究生,两种研究生加到一起,数量仍不大,在北京也就每年100多人。当时报考研究生的人很少,一个科学家至多只招收几个学生。我们干部局管报考人员的政治审查,而业务考察则归研究所和导师负责。如果我们觉得考生政治上不合格,就会去说服导师不予录取;若业务考察不太合格,因为什么特殊关系,研究所和导师一定要录取,我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1964年秋,科学院的研究生被集中到一分部成立研究生院,由我们负责公共课程的教学和生活管理。业务教学归各研究所负责,我们只管政治-哲学教学和外语教学以及体育,分别设有政治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我们共开了五门外语课,因为除英语外,还有人需要学德语、法语、日语、俄语。这跟我以前在浙江大学所受的研究生教育不一样,那时我们没有这两门课程。我们没有外语课,因为上大学时专业课程用的是英文教材,老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同时德语被作为第二门必修的外语,所以外语我们在大学时就已经过关了。我们也没有政治课。中学时我们有公民课,大学里有三民主义课(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根本看不起这门课,不怎么听讲,老师照样给及格),研究生阶段就没有这类课程了。我们要上的只有业务课。

       如果说我有点教育思想,那就是实事求是。1965年秋天,我对新招的130余名研究生进行了英文测验,根据水平的高低,将他们分成四个班,每班30多人,配备不同的教师,运用不同的教材进行训练。英文好的,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所里去跟其导师做研究,不必勉强他们学完一个学期或更长的时间。每个班还配备了一个政治指导员,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分别为徐芳玉、邹彦、孟广滨、蒋淮渭。我经常去找这几位老师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