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任知恕，1952年作为“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人事处、人事局、干部局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等单位和部门工作，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务处处长、副教务长和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局长等职，中国科学院早期教育管理工作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校史馆节选由院史专家熊卫民依据对任知恕访谈整理的稿件中，有关任知恕先生早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经历和1964年中国科学院试办研究生院的内容刊出，以供对中国科学院院史感兴趣的师生校友阅读参考。

——档案馆/校史馆

 

我所参与的中国科学院的人事和教育工作

——任知恕先生访谈录节选

熊卫民 访问整理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受访人：任知恕（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前局长）

       访谈人：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访谈时间、地点：2008年3月13日（中国科学院会议室）；

       2008年6月19日（北京回龙观龙禧苑任先生宅）

       我祖籍河南巩县，1924年生于北平。因为抗战逃难，1938年时我插班到重庆南开中学，在那儿念初二，1943年毕业，同时考上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三所大学，最后被保送去了当时位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物理系。1947年大学毕业，又考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生兼助教。那时候同学很少，包括我在内，研究生总共只有五个人（还包括一位旁听生）。其中，我跟李文铸（后来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两人共一个助教名额，平时带点辅导课和实验课，发了工资我们俩平分。我的导师是王淦昌教授，他希望我用云雾室做基本粒子研究，因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介子质量测量的，那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文献调查，或者说读书报告。当时我们参加学生运动，并不把学问看得很重，而把搞革命看得最高，认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是最急迫的任务。于是，1948年念研究生2年级时，我秘密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才知道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是物理系的另一位助教许良英，在同一个小组的还有朱兆祥和过兴先。但当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因为地下工作非常秘密。后来我被转到了市委文教工作委员会，先后和我保持单线联系的是刘苇和方琼。

       作为“技术干部”“归队”到中国科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然后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杭州市。这年夏天，受浙江大学军管小组的委派，我和军管会的詹卓同志去金华接收了英士大学，把它并入浙江大学中来。1950年，我被正式调到杭州市政府。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后来任杭州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1952年11月，作为“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到中国科学院。

       所谓“技术归队”，指的是，以前上过大学（不管念没念完），有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干部，调回到科学、工业、教育、卫生等部门去工作。以前，为了革命，他们中有很多人放弃了专业；现在，国家进入了建设阶段，非常缺乏科学、技术人才，急需他们返回到技术岗位上去。大概从1952年起，中央组织部开始张罗这件事。那时候，在大学、工业、科学研究等部门，还特别缺乏党员干部。当时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单位只有一个总支三个支部啊，有的研究所根本就没有党员，所以，党在科学院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而我们这样的“技术干部”一归队，就把党的关系也给带过去了。

       我到院办公厅人事处去报到。考虑到我的科学背景、工作经历以及地下党员身份，人事处处长张庆林（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合作总社去了）说：“你别去所里了，就留在这儿吧。”虽然与我最初的想法不一致（我原以为将去物理研究所或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我并不了解人事工作有哪些具体内容，只是觉得这类工作更重要，但既然党组织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也就欣然服从分配。

       为中国科学院调入大量党员干部

       1952-1953年时，科学院还只有一个人事处。这个处管的事很多，包括干部、人事、教育、保卫工作等。我被安排到专管调人、分配、调整工作的调配组（组长先后为周超和靳尚谦）上班。这个组的主要任务为：寻找适合到科学院工作的人，不管是自己知道的，还是人家推荐的，只要有信息，就由各所打报告来，让我们跟他们的所在单位商量，希望把他们到科学院来工作。这叫“商调”，有的则需上报人事部去“请调”。其所在单位一般都支持，而被调的人也普遍服从组织分配。

       我在人事处所承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于1953年初和肖金同志一起出差山东曲阜，到九兵团后方留守处接收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伤愈出院准备转业的有文化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科学院成立才三年，院领导感觉各个研究所的党员骨干实在太少，就去找陈毅同志要人。陈毅很支持，1952年夏天就谈好，由九兵团给我们支援一些待转业的团营级干部。在十六七位团营级干部到了科学院之后，兵团留守处又表示，还可以给我们一些连排级的干部。这些人在政治上都很好，我们要的无非是有点文化的，当然乐意接收。可他们之中还有些不太愿意来，需要我们做动员。我们去山东一个月，共挑选了三十几位连、排、班级转业军人。来院之后，那些团营级干部大都被分到各所做人事干事，党的工作也就由他们带过去了，后来他们大多成了办公室主任，或行政副所长。有一位叫奚彬的同志被分到北京植物园，还管过到那里劳动的溥仪皇帝。

       1953年3月，我接受了一个教育方面的任务：处里派我与何文旭到上海办事处，去办一个实验员的培训班。那时候科学院很缺人，还要求政治上好，所以进来做实验员的大都是部队的转业军人。他们既缺科学知识，又少基本技能。我们在研究所里请了3、4位研究实习员（有阮莲三、翟其慧、刘惠等）给这几十个学员讲课，教他们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胡永畅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我们也请他来做过报告。到5月份，这个班基本结束，学员们被分到上海各所，记得有位学员的名字叫刘野征。这是科学院第一次办培训班。班刚办完，正好吴有训副院长带队到上海考察工作，我就并入该队。

       在上海工作时，人事处还派我和肖金同志一起到南京办事处去，协助赵卓同志把王仲良、李学勤这两位比较高级的干部调到了上海办事处。王仲良原为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被科学院争取了过来（可能也是通过陈毅同志争取到的），到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后在上海分院任党委书记。他的政治水平很高。李学勤则被调到冶金陶瓷所。

       不久，又派我到福建去接收技术归队干部。那次调了好几位归队干部到科学院来，武汉水生生物所的刘浴沂就是那次调过来的。通过这种方式，在1952-1954年，我们商调了上百位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科学院来。再后来，各单位都需要人，就难以调到了。

       19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人事部门

       1953年，科学院给中央写报告，提出把人事处改为人事局。这个报告中有一句话：另增设人事局，加强对科技干部的管理、审查、使用和培养工作。原属于办公厅的人事处撤消。这是一个改变，培养工作也在其中了。1954年，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新设的人事局局长是郁文，副局长是武雨琴，我则担任人事局秘书。局里有干部行政处、干部管理处、教育处、档案处（管保卫工作，因当时科学家对保卫比较忌讳，故用此名）。教育处的处长叫李声簧，此外还有一批人，健在的有余众群等。

       1953年夏，人事处还由办公厅主任秦力生管。他曾派我和黄宗甄一起到天津去接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华侨学生。接收了3位，一位（李芥春）去化学所工作，2位去行政管理局工作。从1953年起，人事处还负责将每年分配来院的大学生（约100人/年）集中起来，进行入院教育。请吴有训、钱三强等科学家来做报告，介绍科学院的情况及各学科的发展情况。学习的时间不长，大约3-5天，然后他们被分到各所去做研究实习员。这项工作我主持了几年。

       人事局存在的时间不长，1955年又分为干部局和干部培养局（陈泽、李声簧分别为正、副局长，下设三个处、两个教研室，其中研究生处处长叫袁天钧）。我还是留在干部局，在那做局务秘书，当时郁文同志任局长，就跟教育没什么关系了。罗伟同志当时跟我一样，在干部培养局做局务秘书。因为这个身份，我参加过很多局里的会议。你们翻干部局那个时候的档案，可能会发现，里面的很多会议记录、文件草案、公文稿等有我的笔迹。

       我在干部局大约做了两年的局务秘书，1956年11月时，改到干部局新设的组织处做副处长。组织处负责联络各地的分院，等于是分院工作处。那时候在外地的研究所的工作，业务方面由学部管，党的工作由地方管，政治领导、后勤服务由分院管。分院通过我们与院部联系，院部通过我们管分院及各所的重大事务。记得曾开过一次分院工作会议。有一些分散的研究所，如青岛海洋所、贵阳地化所、山西煤化所，上面没有分院，直接跟我们联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科学院最初只接受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实习员，而且数量很少。当时研究室的人员大致是有比例的，我们人事部门提出，高、中、低职称人员的指导比例为1：2：5，即1个科学家带2个助手，下面再配5个研究实习员。虽未实行导师制，但研究室主要的科学家实际即室内研究实习员的导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和工作关系有时并不融洽。这主要是因为分配进来的研究实习员并不一定适合做研究，能做研究的又未必喜欢某位老师的课题。虽然他们到研究所之后还可以作一些微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从一个研究室转到另一个研究室——但学生和导师之间基本上未经相互挑选，有点像包办婚姻。

       考虑到研究实习员制度所存在的这些毛病，1956年后，科学院开始招考研究生。他们有研究兴趣，报考之前对导师已有所了解，受到的基础训练也比较扎实，从长远看，其发展潜力应当比研究实习员的要大。有两种研究生，一种是在社会上招考的，后来还有在职研究生，两种研究生加到一起，数量仍不大，在北京也就每年100多人。当时报考研究生的人很少，一个科学家至多只招收几个学生。我们干部局管报考人员的政治审查，而业务考察则归研究所和导师负责。如果我们觉得考生政治上不合格，就会去说服导师不予录取；若业务考察不太合格，因为什么特殊关系，研究所和导师一定要录取，我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1964年秋，科学院的研究生被集中到一分部成立研究生院，由我们负责公共课程的教学和生活管理。业务教学归各研究所负责，我们只管政治-哲学教学和外语教学以及体育，分别设有政治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我们共开了五门外语课，因为除英语外，还有人需要学德语、法语、日语、俄语。这跟我以前在浙江大学所受的研究生教育不一样，那时我们没有这两门课程。我们没有外语课，因为上大学时专业课程用的是英文教材，老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同时德语被作为第二门必修的外语，所以外语我们在大学时就已经过关了。我们也没有政治课。中学时我们有公民课，大学里有三民主义课（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根本看不起这门课，不怎么听讲，老师照样给及格），研究生阶段就没有这类课程了。我们要上的只有业务课。

       如果说我有点教育思想，那就是实事求是。1965年秋天，我对新招的130余名研究生进行了英文测验，根据水平的高低，将他们分成四个班，每班30多人，配备不同的教师，运用不同的教材进行训练。英文好的，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所里去跟其导师做研究，不必勉强他们学完一个学期或更长的时间。每个班还配备了一个政治指导员，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分别为徐芳玉、邹彦、孟广滨、蒋淮渭。我经常去找这几位老师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