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

我所参与的中国科学院的人事和教育工作

日期:2018-06-25 档案馆/校史馆 1124

       整理者按:任知恕,1952年作为“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人事处、人事局、干部局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等单位和部门工作,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务处处长、副教务长和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局长等职,中国科学院早期教育管理工作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校史馆节选由院史专家熊卫民依据对任知恕访谈整理的稿件中,有关任知恕先生早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经历和1964年中国科学院试办研究生院的内容刊出,以供对中国科学院院史感兴趣的师生校友阅读参考。

——档案馆/校史馆

 

我所参与的中国科学院的人事和教育工作

——任知恕先生访谈录节选

熊卫民 访问整理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受访人:任知恕(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前局长)

       访谈人: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访谈时间、地点:2008年3月13日(中国科学院会议室);

       2008年6月19日(北京回龙观龙禧苑任先生宅)

       我祖籍河南巩县,1924年生于北平。因为抗战逃难,1938年时我插班到重庆南开中学,在那儿念初二,1943年毕业,同时考上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三所大学,最后被保送去了当时位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物理系。1947年大学毕业,又考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生兼助教。那时候同学很少,包括我在内,研究生总共只有五个人(还包括一位旁听生)。其中,我跟李文铸(后来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两人共一个助教名额,平时带点辅导课和实验课,发了工资我们俩平分。我的导师是王淦昌教授,他希望我用云雾室做基本粒子研究,因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介子质量测量的,那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文献调查,或者说读书报告。当时我们参加学生运动,并不把学问看得很重,而把搞革命看得最高,认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是最急迫的任务。于是,1948年念研究生2年级时,我秘密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才知道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是物理系的另一位助教许良英,在同一个小组的还有朱兆祥和过兴先。但当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因为地下工作非常秘密。后来我被转到了市委文教工作委员会,先后和我保持单线联系的是刘苇和方琼。

       作为“技术干部”“归队”到中国科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然后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杭州市。这年夏天,受浙江大学军管小组的委派,我和军管会的詹卓同志去金华接收了英士大学,把它并入浙江大学中来。1950年,我被正式调到杭州市政府。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后来任杭州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1952年11月,作为“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到中国科学院。

       所谓“技术归队”,指的是,以前上过大学(不管念没念完),有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干部,调回到科学、工业、教育、卫生等部门去工作。以前,为了革命,他们中有很多人放弃了专业;现在,国家进入了建设阶段,非常缺乏科学、技术人才,急需他们返回到技术岗位上去。大概从1952年起,中央组织部开始张罗这件事。那时候,在大学、工业、科学研究等部门,还特别缺乏党员干部。当时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单位只有一个总支三个支部啊,有的研究所根本就没有党员,所以,党在科学院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而我们这样的“技术干部”一归队,就把党的关系也给带过去了。

       我到院办公厅人事处去报到。考虑到我的科学背景、工作经历以及地下党员身份,人事处处长张庆林(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合作总社去了)说:“你别去所里了,就留在这儿吧。”虽然与我最初的想法不一致(我原以为将去物理研究所或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我并不了解人事工作有哪些具体内容,只是觉得这类工作更重要,但既然党组织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也就欣然服从分配。

       为中国科学院调入大量党员干部

       1952-1953年时,科学院还只有一个人事处。这个处管的事很多,包括干部、人事、教育、保卫工作等。我被安排到专管调人、分配、调整工作的调配组(组长先后为周超和靳尚谦)上班。这个组的主要任务为:寻找适合到科学院工作的人,不管是自己知道的,还是人家推荐的,只要有信息,就由各所打报告来,让我们跟他们的所在单位商量,希望把他们到科学院来工作。这叫“商调”,有的则需上报人事部去“请调”。其所在单位一般都支持,而被调的人也普遍服从组织分配。

       我在人事处所承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于1953年初和肖金同志一起出差山东曲阜,到九兵团后方留守处接收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伤愈出院准备转业的有文化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科学院成立才三年,院领导感觉各个研究所的党员骨干实在太少,就去找陈毅同志要人。陈毅很支持,1952年夏天就谈好,由九兵团给我们支援一些待转业的团营级干部。在十六七位团营级干部到了科学院之后,兵团留守处又表示,还可以给我们一些连排级的干部。这些人在政治上都很好,我们要的无非是有点文化的,当然乐意接收。可他们之中还有些不太愿意来,需要我们做动员。我们去山东一个月,共挑选了三十几位连、排、班级转业军人。来院之后,那些团营级干部大都被分到各所做人事干事,党的工作也就由他们带过去了,后来他们大多成了办公室主任,或行政副所长。有一位叫奚彬的同志被分到北京植物园,还管过到那里劳动的溥仪皇帝。

       1953年3月,我接受了一个教育方面的任务:处里派我与何文旭到上海办事处,去办一个实验员的培训班。那时候科学院很缺人,还要求政治上好,所以进来做实验员的大都是部队的转业军人。他们既缺科学知识,又少基本技能。我们在研究所里请了3、4位研究实习员(有阮莲三、翟其慧、刘惠等)给这几十个学员讲课,教他们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胡永畅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我们也请他来做过报告。到5月份,这个班基本结束,学员们被分到上海各所,记得有位学员的名字叫刘野征。这是科学院第一次办培训班。班刚办完,正好吴有训副院长带队到上海考察工作,我就并入该队。

       在上海工作时,人事处还派我和肖金同志一起到南京办事处去,协助赵卓同志把王仲良、李学勤这两位比较高级的干部调到了上海办事处。王仲良原为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被科学院争取了过来(可能也是通过陈毅同志争取到的),到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后在上海分院任党委书记。他的政治水平很高。李学勤则被调到冶金陶瓷所。

       不久,又派我到福建去接收技术归队干部。那次调了好几位归队干部到科学院来,武汉水生生物所的刘浴沂就是那次调过来的。通过这种方式,在1952-1954年,我们商调了上百位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科学院来。再后来,各单位都需要人,就难以调到了。

       19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人事部门

       1953年,科学院给中央写报告,提出把人事处改为人事局。这个报告中有一句话:另增设人事局,加强对科技干部的管理、审查、使用和培养工作。原属于办公厅的人事处撤消。这是一个改变,培养工作也在其中了。1954年,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新设的人事局局长是郁文,副局长是武雨琴,我则担任人事局秘书。局里有干部行政处、干部管理处、教育处、档案处(管保卫工作,因当时科学家对保卫比较忌讳,故用此名)。教育处的处长叫李声簧,此外还有一批人,健在的有余众群等。

       1953年夏,人事处还由办公厅主任秦力生管。他曾派我和黄宗甄一起到天津去接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华侨学生。接收了3位,一位(李芥春)去化学所工作,2位去行政管理局工作。从1953年起,人事处还负责将每年分配来院的大学生(约100人/年)集中起来,进行入院教育。请吴有训、钱三强等科学家来做报告,介绍科学院的情况及各学科的发展情况。学习的时间不长,大约3-5天,然后他们被分到各所去做研究实习员。这项工作我主持了几年。

       人事局存在的时间不长,1955年又分为干部局和干部培养局(陈泽、李声簧分别为正、副局长,下设三个处、两个教研室,其中研究生处处长叫袁天钧)。我还是留在干部局,在那做局务秘书,当时郁文同志任局长,就跟教育没什么关系了。罗伟同志当时跟我一样,在干部培养局做局务秘书。因为这个身份,我参加过很多局里的会议。你们翻干部局那个时候的档案,可能会发现,里面的很多会议记录、文件草案、公文稿等有我的笔迹。

       我在干部局大约做了两年的局务秘书,1956年11月时,改到干部局新设的组织处做副处长。组织处负责联络各地的分院,等于是分院工作处。那时候在外地的研究所的工作,业务方面由学部管,党的工作由地方管,政治领导、后勤服务由分院管。分院通过我们与院部联系,院部通过我们管分院及各所的重大事务。记得曾开过一次分院工作会议。有一些分散的研究所,如青岛海洋所、贵阳地化所、山西煤化所,上面没有分院,直接跟我们联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科学院最初只接受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实习员,而且数量很少。当时研究室的人员大致是有比例的,我们人事部门提出,高、中、低职称人员的指导比例为1:2:5,即1个科学家带2个助手,下面再配5个研究实习员。虽未实行导师制,但研究室主要的科学家实际即室内研究实习员的导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和工作关系有时并不融洽。这主要是因为分配进来的研究实习员并不一定适合做研究,能做研究的又未必喜欢某位老师的课题。虽然他们到研究所之后还可以作一些微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从一个研究室转到另一个研究室——但学生和导师之间基本上未经相互挑选,有点像包办婚姻。

       考虑到研究实习员制度所存在的这些毛病,1956年后,科学院开始招考研究生。他们有研究兴趣,报考之前对导师已有所了解,受到的基础训练也比较扎实,从长远看,其发展潜力应当比研究实习员的要大。有两种研究生,一种是在社会上招考的,后来还有在职研究生,两种研究生加到一起,数量仍不大,在北京也就每年100多人。当时报考研究生的人很少,一个科学家至多只招收几个学生。我们干部局管报考人员的政治审查,而业务考察则归研究所和导师负责。如果我们觉得考生政治上不合格,就会去说服导师不予录取;若业务考察不太合格,因为什么特殊关系,研究所和导师一定要录取,我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1964年秋,科学院的研究生被集中到一分部成立研究生院,由我们负责公共课程的教学和生活管理。业务教学归各研究所负责,我们只管政治-哲学教学和外语教学以及体育,分别设有政治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我们共开了五门外语课,因为除英语外,还有人需要学德语、法语、日语、俄语。这跟我以前在浙江大学所受的研究生教育不一样,那时我们没有这两门课程。我们没有外语课,因为上大学时专业课程用的是英文教材,老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同时德语被作为第二门必修的外语,所以外语我们在大学时就已经过关了。我们也没有政治课。中学时我们有公民课,大学里有三民主义课(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根本看不起这门课,不怎么听讲,老师照样给及格),研究生阶段就没有这类课程了。我们要上的只有业务课。

       如果说我有点教育思想,那就是实事求是。1965年秋天,我对新招的130余名研究生进行了英文测验,根据水平的高低,将他们分成四个班,每班30多人,配备不同的教师,运用不同的教材进行训练。英文好的,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所里去跟其导师做研究,不必勉强他们学完一个学期或更长的时间。每个班还配备了一个政治指导员,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分别为徐芳玉、邹彦、孟广滨、蒋淮渭。我经常去找这几位老师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