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余翔林，教授，历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和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长期在中国科学院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并于200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筹建工作小组”组长，执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筹建工作，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方黑虎、熊卫民、张志辉等院史研究专家曾就中国科学院教育历史问题采访了余翔林教授，并将访谈内容整理成《献身科教 润物无声》一文。国科大40周年校庆之际，校史馆节选《献身科教 润物无声》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内容刊出，以回顾和总结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历史。

——档案馆/校史馆

献身科教 润物无声

——原中国科大党委书记余翔林教授访谈录（节选）

方黑虎 熊卫民 张志辉 访谈整理

       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教育工作

       问：自1998年您主持教育局的工作后，做了哪些重要事情？

       余：更名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我写过一篇专门的回忆文章，这件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全世界的研究生，几乎都是在大学里授予学位，只有我们和日本开创了科学研究机构独立招生和授予学位的先例。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像俄罗斯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法国科学院，都很羡慕我们，他们可以培养研究生，但授学位必须去大学。

       问：更名组建研究生院后，在招生方面的情况如何？

       余：招生时我们报计划，交教育部审批。建立研究生院后，招生人数增加了很多，但审批起来还是很严格，不是说你自己花钱培养就不审批了。

       以前科学院各所都有独立的学位授予权，教育部直接把招生指标（每个所几十人）分到各个研究所，院教育局只起一个统计的作用。这些分散的单位想增加指标，可上报到教育部去时，经常得不到批准。我任局长时，曾陪白春礼副院长去教育部找管研究生招生的某位副部长，请他们批。但他们不太同意科学院扩招，主要是因为基本理念不对。他们认为，研究机构招研究生，目的只在于更替自身人才，为社会培养人才是教育部各大学的事。实际上，现在大学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开展科学研究，科学院在开展研究的同时也培养人才。两大方面军嘛，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我们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之后，调整了各所的学位授予权，集中到研究生院来，这就把资源全部集中了，我们因此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培养研究生的法人单位：拥有几千位导师，一年授予几千个博士学位（占全国理学博士的1/3）。力量一强，跟教育部去谈时，他们就十分重视了。

       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在教育方面自主性大不大？

       余：在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前，各所有招生权，并由所学位委员会独立授予学位，只是有一段时间集中到研究生院去上学位课，其自主权是比较大。成立科学院研究生院后，研究所不再具备独立的招生权和学位授予权，招生、学位授予和教育管理都被统一到研究生院。统一后也有好处，在向国家争取资源，要求增加招生指标、增多教育经费、增加学位点时，更方便一点。

       问：把中国科大除外，科学院每年还招多少学生？

       余：我任局长时科学院每年招收5千多位研究生，现在扩大了招生规模，每年招收的人数超过了1万，而在科学院系统内，能带研究生的副研以上人员有7千多人，平均起来，现在每位导师每年也只带1.5位学生。相比较而言，高校教师带的研究生通常要多得多，而其课题和科研经费要少得多，所以，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是读书读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科学研究锻炼出来的，不同来源的研究生质量差异很大。当然，一些好的高校和好的教师不是这样的。普遍来讲，扩招带来了很多问题。

       问：教育部对中国科学院各所管得多不多？

       余：现在他们不怎么管了，过去其实也管得少，只是控制招生指标。他们并不给我们拨教育经费，课程安排之类也就不管。我们跟大学有很大区别，他们受教育部有关制度、政策的影响特别大，自由度比较小。所以，路院长说，在研究生教育这一块，我们科学院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做很多探索。他很希望我们有所创新，摸索出一些新经验出来。

       问：那么，科学院是否利用这个优势，培养出了更多的特别优秀的人才？

       余：在培养优秀科研人才方面，科学院可能比高校要略强一点。毕竟各研究所都是以研究为主的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束缚小一点，国际交往较多，跟国际科学研究主流结合得更紧密一点。但二者也有一些共同的不足之处，比如，我们还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类老传统的影响，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鼓励不够。很少有研究生独立选题，选与老师的方向、领域不一致，与老师的理念不一致的选题尤其少。所以，我们这儿的博士论文，在创新性方面依然比较弱。这跟应试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从小学到中学，我们的学生所接受的一直都是应试教育，甚至到大学、研究生阶段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这当然会非常影响培养质量。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生的功利性也很强。他们读研究生，很多并不是因为对研究有兴趣，而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点的工作，谋得更好的就业条件和工作待遇。他们对这些因素考虑得多，对学术考虑得少，而能在学术上真正有所成就的，是那些把科学真理作为终身追求的人。不管是在科学院还是在高校，真正献身科学的人还是少数。

       问：您的意思是说，因为生源不佳，受一些不良传统的影响，再加上功利考虑太多，中国科学院在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欠缺？

       余：当然中国科学院还有很多优秀典型的，前面说的只是普遍现象，特例哪里都有，大学也有。

       问：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能够进一步出国深造的更是少之又少，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仍培养出了陈省生、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钱学森等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60年了，改革开放也已进行了30年，上过大学的人非常多，出国留学的更是超过百万，可其中又有几位能入得了世界一流科学家行列？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还是不够成功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余：你说的都是事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教育太注重功利。以前是政治，改革开放后是经济，它们对教育的冲击太大。西方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有些科学家的精神追求仍然很高，而我们现在一些科学家及大量年轻人主要是追求物质，高尚的情操非常缺乏，人生的价值大大降低，这是很致命的。

       问：倡导以启迪智慧、发挥潜能为主的素质教育已经很多年，可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所接受的依然是高强度填鸭为主的应试教育，放学回家之后，还要接受各种家教、培训，好苗子很容易就被毁掉了。为什么一个人人都说不好的做法偏偏能长期盛行？

       余：主要因为教育是稀缺资源，重点小学、中学、大学，每一个层次都是稀缺资源，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而社会所提供的上升渠道又非常少，只能走这样的独木桥。像其他有些国家，职业教育很发达，许多人去读那些学校，出来之后，待遇不一定比教授低，那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高级技师，在社会上很受尊重。而我们的有关政策没有配套，工人的待遇很低，被人看不起，那些农民工、打工仔，受剥削最重，待遇最低，完全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这就使得人们不愿意去当蓝领工人，而没受过职业培训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若上不了大学，是很痛苦的，并且令整个家庭都很痛苦。只有国家逐步提高工人、农民的待遇，才能改善教育的结构，使职业中专、职业高中等真正发展起来，继而使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大量优秀的高端人才得以培养出来。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问：不好的根基、不良的传统、太强的功利性，除了这些不利的外在因素，各研究所自身在教育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余：在教育方面，各研究所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做得非常好，如北京的物理所、化学所，上海的有机化学所，沈阳的金属所，合肥的固体物理研究所等等，他们有成套的经验，培养的研究生有很多都取得了好的成就。为什么能这样呢？他们有很好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传统。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有一个非常自豪的地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培养成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这个实验室，得诺贝尔奖的太多了。为什么呢？他们重视打好基础，重视学科交叉，有良好的学术氛围，经常组织学术讨论，而且老师对学生非常尊重，鼓励他们创造性的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给他们指引前进的方向。我们一些好的研究所也有类似的传统，能够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所以比较成功。而有一些研究所则不太成功，他们的教育理念比较陈旧，学生往往只是读几本书，看几篇文献，做做导师现有的课题，写篇论文，不行的话老师帮忙改改，然后再毕业找个工作。

       问：科学院的毕业生一般去什么地方？是大部分都留在研究所吗？

       余：不，除了少数留所外，大部分都不留所。他们之中，一部分去了高校、其他研究机构、企业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出国。过去60-70%以上不留所，现在90%以上不留所。我们现在每年招生1万多人，毕业7、8千人，其中两三千在就读学位期间到国外去了，各所留用的加起来不到1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