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孙景才，1978年调入学校，在学校成立之初先后负责研究生管理和招生等工作，是我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起始者。韩光熙，我校1980级研究生，1984年曾资助学校5000元成立了校友会，是我校校友会发起人之一。二位老师在我校早期研究生学籍卡的建立和保护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为我校校史研究和校史馆建设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史料。学校40周年校庆之际，校史馆联合校友会、校庆办，在玉泉路校区第五会议室和校史馆（玉泉路馆）采访了二位老师。采访以早期研究生学籍卡的建立和保护为中心展开，重点涉及我校早期研究生的招生、管理等内容，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我校早期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孙景才、韩光熙访谈稿件刊出，与广大师生校友分享，以回顾和铭记老一辈师生在学校创业阶段所付出的汗水和辛勤努力！

       访谈稿经李岳坦、王婉祯整理，由李莉统稿，最后由高随祥总审稿。感谢刘景辉老师对部分历史细节作补充说明！

——档案馆/校史馆

孙景才、韩光熙访谈实录

       采访者：孙老师、韩老师，二位老师在对早期研究生学籍卡的建立和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能将学籍卡完整保存并捐赠给学校，为学校校史馆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二位老师能否给我们讲一下，在当时刚刚恢复研究生招生，没有任何研究生管理经验可循的情况下，这批学籍卡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孙景才：这件事情得从头说起。我是1974年从部队复员到体委工作，在体委工作四年，复员前在空军从事技师工作十几年。1978年，那时候叫“归队”（专业人员归队）。邓洪钦就把我从体委调过来，那时候调人，直接带着调令过去，现场签字。中国科学院正在成立研究生院，我1978年5、6月份来研究生院报到，当时报到地点在三里河。

       来研究生院之后，领导让我到物理教研室负责流体力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因我在部队期间到空军技术学院学习地对空导弹6年，空气动力学是主要基础课。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确实有困难，是因为之前我学的是俄语，没有学过英语，所以面临着英语方面的困难。但是，部队的经历让我养成了面对困难必须要去克服的习惯，我开始想尽办法努力去学习英语。最后，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不同，我真承担不了这个任务！

       后来，研究生招生工作结束，研究生要进学校，学生工作没有人负责，领导决定成立研究生办公室。当时研究生院有五位领导，钱志道、秦穆伯、彭平、马西林，还有一位女同志李侠。第一批研究生9月份就要报到了，领导就让我管学生，我问领导怎么管，领导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管，反正你管好学生就行了。

       研究生办公室由行政、教务、人事三部门人员组成，负责教务工作应该有一个人，负责后勤工作应该有一个人，负责人事工作应该有一个人，但是都没有人，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离新生报到的时间越来越近，明天学生就报到了，学校派来了三个工农兵学员，三位工作人员到了，这时候才算成立了研究生办公室。

       当时我住南苑，从南苑到林学院每天通勤要5、6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干脆住在了林学院。当时林学院迁走了，迁走的时候拆下来好多试验台，学校就给我配了一个水泥试验台办公。

       怎么管理这些学生呢，首先得认识这些学生。在部队认兵的经验，对我帮助很大。部队要求两周之内认识所有的士兵，士兵都穿着同样的衣服，认起来难度更大。学生穿的衣服不一样，认起来难度相对容易。我出去办事的时候路过商店，就买了卡片，将学生信息登记到卡片上，并一一贴上照片。通过卡片，我基本上认识了所有的学生，并根据学生信息分配宿舍床位，我把年龄大的分配到下铺，年龄小的分配到上铺，把健康状况差的分配在了下铺，健康状况好的分在了上铺，把睡眠质量差的分在了下铺，睡眠质量好的分在了上铺，我在每个床铺上都贴上学生的名字。学生报到的时候，每来一个同学，我都能直接叫出学生的名字，然后告诉他在哪个房间哪个床位，学生都感觉很惊讶，只有两个出错的，是因为男生叫孙淑芬，女生张正男。报到的时候，孙淑芬找我，说您看我的性别，怎么分到女生宿舍了，我说这也不能怪我啊，你一个大男生叫孙淑芬（笑）。

       新生报到期间，我在林学院呆了五天五夜。一天当中随时都可能有学生报到，有的学生乘坐的火车是大半夜到的，我就在操场等着，学生到了之后我先帮他把行李安顿好，然后带他去食堂吃饭。当时，食堂是来一个学生下一碗面条。吃完面条之后我带他去学生宿舍休息。那时候宿舍有蚊子，我还要挨个宿舍去点蚊香。我们从林学院搬回玉泉路之后，我们就是在操场的木板房办公室迎接新生了。

       1978年，应该报到的人数有883人，由于扩招，实际报到的有1300人。后来，有210个原计划出国的学生也来报到了，水科院又来了23人，还有外单位代培的38人。来报到的学生中，有哥仨的，有两口子的，平均年龄33.5岁，最小的是郭华东，21岁，最大的比我还大，有四十多岁了。接下来面临分班的问题，我就按照数、理、化、天、地、生进行分班管理，每个班级选一个召集人，后来选班委时，召集人顺理成章就成为了班长，因为他们都是很聪明负责的学生，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还得选班级书记和生活委员，生活委员必须得选，因为那时需要发粮票。

       学生报到以后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粮食、户口和党团关系。有17位学生是带着家属和孩子过来的，当时学生是集体户口，不让家属和孩子落户，因为解决户口就要解决粮食问题。当时领导让我写个申请，请上级部门审批，当时的批示也很简单，就是想办法把这17个人劝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就哭了。我知道他们的难处，有很多人都是从艰苦的环境里考出来的，很不容易。我就跟他们说，再去帮他们争取一下。我去跟领导说，我再去帮学生争取一下，如果上边问起来，就说知道这件事。我去北京市政府和公安局去争取，刚开始门口的门卫都不让我进，最终还是争取下来了。但是，这些学生的孩子没地方住，只能托管在亲戚家里。

       采访者：接下来我们就去校史馆，您对照着学籍卡片，为我们讲一讲当年学生们的故事吧。

    （到达校史馆之后，孙老师翻看着已经有些泛黄的学籍卡，如数家珍，站了将近两个小时，不肯坐下，为我们一一讲述每位学生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每位学生的故事都是一本书。因涉及个人问题，与校史关系不大，具体内容不再整理刊出。）

       孙景才：这些学生把我当成了朋友、兄弟甚至是家长，有的两口子闹别扭了，就会来找我协调。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只要告诉我，我就会尽量去帮忙。

       韩光熙：当年，孙老师就是学生们的知心老大哥，大家遇到什么事情，都爱跟孙老师说。

       孙景才：这些学生都是在学业和工作上很拼命的人，1978级里出了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和很多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仁东同志也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到最后没有评上院士，这是一个遗憾。

       采访者：当年，您在和学生相处的过程中，应该也遇到过一些困难的事情吧。

       孙景才：在学生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个别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我晚上还得跟他们谈话，当时严老（严济慈）在林学院有一个办公室，钥匙我拿着，严老不在那办公的时候，那间办公室就成了我和学生谈话的地方。谈了一晚上话，他们可以去休息了，我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

       采访者：当年的学生，都是从困难的环境中考出来的，很不容易。他们对知识的渴求程度，跟现在相比较应该也是很不一样的吧。

       孙景才：那时候学生学习都很刻苦，晚自习经常上到很晚，食堂也是很晚下班，为学生准备夜宵。

       刘景辉（当时在食堂工作）：当时我们都把锅灶摆到操场上，炸油条、煮馄饨，馄饨一毛钱一碗，当时对学生来说是很奢侈了。

       采访者：在操场上摆锅灶，具体是哪一年？

       韩光熙：1979年和1980年。

       刘景辉：是的，就是那个时间。

       采访者：听说后来这批学籍卡搬来搬去，最后差点被毁掉，二位老师是怎样将它们保存下来的呢？

       孙景才：后来我就去了体育教研室了，1984年韩光熙为学校捐助5000元成立了校友会，学籍卡没地方放，就暂时放在中关村的校友会办公室了。

       韩光熙：之前在88楼，后来又搬到33楼，2005年33楼拆迁的时候，这些学籍卡没地方放了，眼看就要毁掉，我看到这都是孙老师的心血，十分舍不得，我就搬到我家里去了，在我家地下室一直保存了十几年，保存完好。

       采访者：那后来是怎样捐赠到学校的呢？

       韩光熙：这件事情也比较复杂，应该把林秋雁老师请来，采访一下她。当时，林秋雁老师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后来林老师又带了几个老师过来，用车装走捐赠给学校的校史馆了。

       采访者：大约有多少，交接的时候有没有清单？

       韩光熙：当时与校史馆交接的时候，没有清单。装了一箱子还多，也没有清点数量。但是，这毕竟是孙老师付出的心血，我和孙老师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校史馆将它保存好，最好能在雁栖湖的新校史馆展览，让更多的人参观，了解我们学校的历史，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孙景才：你们还有其他问题要问的吗？

       采访者：孙老师，我们在做校史工作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一个是1982年启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名称的问题，我在有些资料中看到，1982年5月15日，为了便于对外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科学院党组批准学校可以同时使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两个名称；但是，我同时又看到过一份档案，是1982年3月10日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院教学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份档案文件中提到，“李昌同志通知我们，科学院党组决定，我院今后挂两块牌子，即：‘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大研究生院’。”这样，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时间，那段历史时期，您是经历过的，我们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孙景才：具体是哪个月？是3月还是5月？我记不清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名称，情况是这样的。当时，上边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合肥还有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其实两个学校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恰恰是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这个名称，导致在招生过程中，经常出现我们的学生将材料寄到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将材料寄到我们学校来了。对于这种情况，吴塘副院长就跟李昌（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汇报，吴塘担心汇报不清楚，就带我去了。李昌说这个事情简单啊，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同时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所以，同时使用两个名称，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采访者：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招生的问题，有些资料中提到，1977年学校就开始招收研究生了，后来根据教育部的文件，跟1978年招收的研究生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但是我们一直没看到过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相关档案。您那时做研究生招生工作，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孙景才：1977年学校还没正式成立，也没有招收研究生。